作者：朱晓飞    来源：中国法学网
转发时间：2008年5月30日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Frank Upham先生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了题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共利益法》的演讲。Upham教授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研究背景，然后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法律的定义及作用；二、公共利益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不同背景下的案例分析。 
   
        首先，Upham教授对讲座主题作了一个大致的概括。他认为，公益诉讼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多是社会及政治层面上的。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对法律做了一番自己的界定，认为它是正式的法律机构所应用和阐述的法律,不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如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习惯法等。关于法的作用问题，他批驳了那种片面强调法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观点，并且认为从短期看来，正式的法律制度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明显。然而，从长远来看，有效、正式的法律制度对社会发展有着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法律通过促进社会及政治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增长。观察中国、菲律宾的例子，即可发现这一点。公共利益法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为一套政治上合法的司法制度提供支持，其方法之一是分离、消解集中的政治力量，将它转移到社会其它层面，以维持不同权力机构、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 

   
        通过回顾美国、日本及法国诸国的公益立法史，Upham教授认为，公共利益法通过四种不同的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一）保护权利及促进相关立法。（二）作为政治安全阀。这意指通过法律诉讼来将案件提到社会层面，即使可能败诉，也能通过启发民众来促成政治共识。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日本政府腐败问题，都曾引发公益律师提起诉讼，并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三）利用司法权力。公益律师针对相关案件提起诉讼，通过案件的公开审理、民众讨论以及媒体报道等过程，来使公众知晓法院是一个妥善解决政治问题的场所，以保护各方的政治利益。（四）通过教育以及社区组织促进建立政治基础设施，也即通过类似普法的方式使民众了解如何在法律上界定权利，有助于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 

   
        接着，Upham教授分别以美国、印度、日本和菲律宾为例，分析了不同背景下的公共利益法。（1）就美国而言，法律侧重于保护公民与政治权利。律师协会并不负责对公益法律事业的组织和资助，相反，最为著名的公益法律实践，是由一些公益机构，如非政府组织等促成的。（2）对于印度来说，其公益法文化可谓比美国更为浓郁。司法系统主导着公益诉讼的运作，态度积极甚至可称得上强硬。这种积极鼓励公益诉讼的做法，在美国人看来可能相当的不现实，由此也可见两国司法风格的差异。(3)在日本，公益法律师在历史上的安全阀作用是颇为有趣的。该国的公益诉讼结构与美国迥异：没有严格法律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相反是日本的律师协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律协本身不提起这些诉讼，而是推动律师小组从事此项事务。许多日本公益法律师是兼职的，除此之外还从事其它事务。至于日本的法院系统力量则很弱，在公益法诉讼方面很消极，不愿卷入政治案件。当然，以上各国也有其共同点，即新闻媒体对公益诉讼极感兴趣，尤以日美为甚。(4)最后要提到菲律宾。该国的公益法实践比较独特：缺乏有效的司法系统，法官未经过良好的训练，作为不平等社会的一方面，国家并不提供公益诉讼的场所。也许正因如此，菲律宾的律师界建立了可替代性诉讼组织（ALG），但这类组织并不具备公益诉讼的职能，其活动仅限于对劳工的普法，使其知晓劳动法上的权利。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分析，Upham教授指出，一国法律职业的性质及传统影响着该国的公益诉讼事业；另外，就国家政治性质而言，一国是否拥有公益法并不一定以是否为民主社会为前提。但是，公益法不仅可以造就市民社会，而且可以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如在拉美，其市民社会力量较弱，公益活动也相应不太发达。

   
        在Upham教授演讲结束之后，评论人周汉华教授率先展开评论。他就Upham教授关于法律与经济、政治相互促进与发展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在中国真正谈发展的往往是经济学家而非法律学家。如何通过法律来促进社会发展，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问题。另外，他也提出一个疑问，即，公益法在分离权力之后，如何应对合作的问题？

    
        另一位评论人徐卉教授则提出，传统中国对法律抱有一种强权主义的认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法律又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教授的报告触及了法律背后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所谓公益，实际上是各种社会力量在相互斗争、权衡之中发出自己声音的综合性领域。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面临两个问题：其一，司法独立问题。从美国积极型司法和印度消极型司法模式可以透见，政治因素对司法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在此意义上看，很难有独立的司法。其二，社会何以将主张公益的角色加诸律师，使其成为道德的倡导者？解决好这些问题，从公益法视角来推进司法改革，可能会给我们新的启迪。

        Upham教授分别回应了两位教授的评论。他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以社会公正为前提。政治的分离虽然造成了难题，但公益活动可以将分离的力量组织起来，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促成社会的合作。至于律师作为政治道德的代表问题，他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其一，与政治家不同的是，律师的工作是去宣传、谈论应然问题，如在美国，律师即以职业方式谈论伦理问题。其二，对于某些问题，律师可以触及，而非律师则不可以，如公益法事务中，非律师得不到特别保护，因而，由律师来从事公益事务便显得合情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