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婚姻法与民法典的体系关系，这个问题在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一直存有争论。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开始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当时就有争论是否要把婚姻家庭法纳入民法典之中，立法工作在某种“左”的影响下受到了很大阻力，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这种立法工作就无疾而终了。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开始了第二次起草民法典草案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到来，这次立法也是有头无尾。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其中的一次草案当中是包含了亲属篇的，考虑到改革开放起步不久，民法的调整领域很多都是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的，很多问题尚未定型，先不宜搞系统的、完整的民法，结果在1986年出台了民法通则。
        中国封建时代立法的总特点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随着法律进程的近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法制的确立，法律部门是越分越细，大陆法系是完全把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归入民法典之中的，著名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莫不如此；英美法系国家不搞法典化的民法，制定了很多民商性质的单行法，虽然没有统一的民法典，但是无论在立法体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也是将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作为民法和私法的准则部门，包括结婚法、离婚法、已婚妇女财产法等。十月革命以后，从苏联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立法体制和相应的学说，即把婚姻家庭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比如说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它既有民法典，也有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
        建国以后，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立法体制的影响，当时许多人都主张采纳“独立法律部门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法通则》问世以后，在立法体制上，我国对这个问题上已经下了结论，《民法通则》规定，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按照这个解释性规范，我国的立法体制已经把婚姻家庭纳入民法典之中了。但是已经有1980年婚姻法作为单行法，所以《民法通则》只是对婚姻家庭做一些原则性规定，如公民有婚姻的自主权、婚姻受法律保护、男女平等、涉外婚姻、扶养、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等。
        下一步我们期盼的是，通过正在进行的民法法典化的工作，使婚姻家庭法从已经实现的在立法体制上向民法的回归，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现在将婚姻家庭法纳入民法典体系之中大家基本形成共识，至于它的具体位置怎么摆，是作为独立的一编，还是根据现行的单行法编纂一下，这是有不同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