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这样的人生转折应该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互动交错的结果。
       【我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偶然性就是我到底要做什么？可以说，到了40岁以后，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此时也正好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改革开放给了大家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个人独立解放的机会。我的一些朋友，有下海的，有经商的，有去开店的，我自己也在想我要去干什么，经内心思想的再三斗争，我想自己还是喜欢干一些与妇女紧密联系的事情。当时我在中国妇女报社，主要负责一些婚姻家庭、女性与社会、儿童与未来之类的专栏，想办一些体现中国妇女报社特色的一些栏目，这就促使我产生了创办《农家女》杂志的念头。1989年，我和王行娟老师一同创办了一个单身俱乐部。
       【单身俱乐部——大胆的尝试】
       王老师当时已经退休，单身俱乐部由她牵头，我负责具体操作。我在办报的过程中，常遇到一些单身女人的婚姻问题，她们中，有错过婚期没有结婚的，有离婚、丧偶的，有一个没有结婚的，一个是离婚的。正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些人，我在开辟专版的时候就做过一些讨论，尽量撮合大家，搞一些联谊活动。后来跟她们接触多了，发现咱们自己的这种观念也需要变一变。其实，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压力都是来自别人，家里熟人见了面就说怎么还没有结婚啊，亲戚朋友觉得这是一件不正常的事，然后周围的人也觉得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慢慢它就真的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了。然后我们就举起单身俱乐部这面旗帜，因为我们看到了国外也有这种单身性质的，但他们都是贵族式的，就是说要进去的人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创办的单身俱乐部应该是以放松身心、愉悦感情为主导，倡导集体的哀号一致，我们希望这样的俱乐部建立以后，能把单身女性这样一群人集中起来，让她们舒缓自己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
       俱乐部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安排，我们叫周末单身俱乐部，“打工妹之家”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拓展出来的。当时有演出，大家都是多才多艺的，朗诵、报告、唱歌、演戏等，各种各样能想象的出来的活动形式都有。
       实际上，要说公益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做了。
       别人下班我上班，一到周末下班，我就去俱乐部忙活，给她们组织活动，选出主持，后来逐渐有男性也加入到这个俱乐部来了，大家在非常放松的环境中相识、相知、相爱，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当时我想能否在这个单身俱乐部的基础上创办一个《单身世界》杂志？为此我也进行了一些策划，并且憧憬市场的前景一定会很好，因为这些人有这样一种强烈需求。《单身杂志》也有征婚的性质，但我们不想像婚介所那样，我们一定要办有个性的征婚栏目，给这些单身朋友推荐各种娱乐场所和活动，旅游啊、理财啊等各种活动。
       我们想得挺好的，办这么一个杂志，设计得特别好，报社也觉得不错，《单身世界》的广告效益应该也不错，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方案到新闻出版署报刊司，向司长去公关。正好全国妇联有一个妇女报刊年会（每年一次），那年我就带着这个观念和这个报告，一边开会一边公关，结果却遭到当头一棒。司长说，你这个想法挺好，我也赞同，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是相背的，咱们国家是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你把这个《单身世界》提出来，我们不敢批，中宣会也不会批，所以基本没戏。时任全国妇联书记的关涛同志，得知此事以后跟我说，你想办杂志，全国妇联有个农家女百事通，这个杂志1990年就批下来了，报社领导都觉得挺赔钱的，市场收益也不会好，因此无人办，找下属单位，也没人办，所以就一直搁着。我听后很兴奋，心想这个都批下来了，又是农村的。
       【《农家女百事通》——机缘巧合之下的产物】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城乡的这种差别、采访中碰到的许多农家女的事迹以及她们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很有市场。当时我就想做一点事，但是具体办什么事完全是一种偶然了，我相信事在人为，不在于自己的选择，我就说那我做吧。
       当时那个会是在成都开的，前后也就四五天的时间，我的创作灵感就由《单身世界》变成了《农家女百事通》，很多人包括我先生都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事在人为，决心下定之后，具体干什么事情，有时候不在自己的选择，而在于你碰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创办《单身世界》是我自己的选择，可现实是无法办，而《农家女百事通》却没人办，我就承接下来了。
       回到报社以后，领导说这事他不知道，但也没往下问，就这样通过了。说实话，我认为，传媒业是城市的产物，谁也看不见农村的发展和变化，创办一份农村题材的报纸，农村妇女大多读书不多，你的发行能否有保障？这些都是别人不想干也不愿干的原因。当时我在妇女报也办了几件比较轰动的事，奠定了我在妇女报社的基础，所以他们相信我能做得成。
       ● “封建迷信还是精神文明”的大讨论
       《中国妇女报》1984年创刊，1996年到1997年在开辟婚姻妇女家庭专栏的时候，我搞了一个大题目，叫做“封建迷信还是精神文明？”的大讨论，当时各级妇联都在评选五好家庭、好妻子、好媳妇，在评选过程中，都以牺牲妇女个人的幸福为代价来维持一个家庭的完整，那时对类似秦香莲告状团这样的人和组织，妇联的观念还是，维护婚姻就是维护妇女的权益。
       当时也出现过妇女在法庭上要求离婚的，但法院一般不判离婚，这种观念反映到婚姻价值观的判断上，就是大家还是认为妇女应遵循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的祖训，让妇女委曲求全，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持家庭。我收到的那期稿子都是：丈夫坐牢了，就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丈夫残疾了，妻子就会如何守着一个残疾的丈夫；丈夫死了，她就照顾丈夫一家人，把孩子带大，辞去工作，照顾公婆等等，都是以这样的模型来刻画妇女形象的，他们觉得这是很可歌可泣的妇女事迹。
       我开始看一二篇这样的稿子时觉得挺感动的，可是看多了，我说将心比心，如果我是她们，我能做到这样吗？如果我做不到，那我就不高尚了吗？我觉得要做到这些，它是以牺牲妇女很多权益为大前提的，这到底是妇女内心真实的想法还是作者给她们扣上去的一些东西呢？或者是评选的时候就评选这样子的，牺牲个人幸福来维持一个家庭？这一系类的疑惑诱发了我开辟“是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的专题大讨论。当时我从来信当中选了六个典型的妇女故事在报纸上刊登，然后让大家共同参与讨论，一下子取得了轰动性效应，那时候妇女报发行得最好的时候是40多万份，可以说跟当时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有关系的。这场讨论持续了八个来月，正面的、负面的东西都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到底哪些是封建愚昧，那些又是精神文明？妇联好像从未进行过清理。这个大讨论一直惊动了时任中央书记处，同时主管工青妇三家工作的领导，他们就出面了，说这样的讨论带有导向性，而妇联、报社的领导都非常赞同我们这样的大讨论，实际上这个讨论半年就应该结束了，但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当时结束语我们都已经写好了，没法发出来，稍觉遗憾。
       ● 妇女婚外恋典型事例分析
       做了封建迷信还是精神文明的大讨论专题之后，我在妇女报紧接着又推出了妇女婚外恋典型事例分析的专栏。
       在上世纪80年代，就当时的媒体视角而言，这是非常超前的。当时我也接触这些个案，现实中只要出现婚外恋，此事就基本上交由道德来判断，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婚姻内部来挖掘和处理这些细节，我们必须探索婚姻内部的一些潜在规律，我们应学会拥有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智慧。找到这样的切入点之后，对于婚外恋问题，我们就不能光拿道德准则来判断了，这样做，其结果对解决问题实际上也是于事无补的。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婚外恋有时候是一个原因，有时候则是一个结果，它说明双方的婚姻关系出现了裂痕，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讨论。
       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该不该离婚的讨论，我们找了一个早已濒临死亡的婚姻作为案例（这是东城区法院给的一个案例），并把案情原封不动地摆出来让公众讨论，之后，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把案子结了。判决下达之后，我又去他们家，当时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她的家是两居室的，离婚后，女的正在整理东西，要把房子分开，但是如果分开自己是没有房子住的，没办法只能在附近租房，很麻烦，要把这个房子换成两个平房，丈夫到单位去了。妻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说，现在婚是离了，但是家没了。两个孩子，一个归妈妈，一个归爸爸，其实大一点的孩子早就知道父母长期不和，已经很懂事了。
       之后，因为这个孩子我们给全国妇联写了一封信，我的感触是婚姻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领导相信我的工作能力，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这件事一提出来，大伙都很支持，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停掉妇女报这么好的专版转到那儿去，其实一开始我想着两边都做，既做农家女也做妇女报，但是报社领导只让选其一，结果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做农家女。当时有一朋友跟我说，你不觉得可惜吗？从婚姻家庭这个领域走出来，就像是从骨头里拔出肉来一样。是的，我在妇女报干了八年多，从初恋到婚姻，到婚外恋分析，到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大讨论，这些都做了一遍了，我觉得即使再做也难以超出这个范围了，所以我想突破，想尝试一个完全的崭新的领域。这个事要完全运营起来，跟报社一样，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要走完所有的程序，编辑发行，广告宣传，印刷出版，组织工作，这些都带有极大的挑战性，我是非常愿意去做的，但是说实话当时能做成什么样子，我脑子里是不清楚的。
       ● 农家女百事通创作——寻求创作的灵感
       第一件事就是先回到山东潍坊老家，我要去寻找一种感觉，就像写作需要一种灵感，这种灵感特别重要，没有感觉写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死的，创作中，只有有了感觉，事情才能鲜活起来。回到老家后我开始跟这些善良朴实的农家女接触，了解她们的需求，倾听她们的心声，弄清楚杂志到底要办成个什么样的。
       这次回老家，我有两个收获：
       第一，我贴近了这些朴实的人。我5岁多离开家乡，现在我又回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农家女的一员，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在这里不是在指点江山命令她们做事，我要找到自己的根，所以我跟她们说，“寻找生命的底色”。我觉得此时我找到了生命的底色，我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跟她们一样。
       第二，我见到了许多40多岁的同龄妇女。在农村，她们已经开始抱孙子，当奶奶、姥姥，开始为儿女筹办婚姻，盖房子娶媳妇，对于40多岁的她们来说，她们开始想着这些事，而我却要开始做一件完全创新的事情，我猛然发觉，我们坐在一起，却无法沟通。那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并不是我比她们有能力，而是环境和教育背景的迥异使我们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农村里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但是因为缺少这样的环境的熏陶，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使她们只能在这个世代生存的土壤上做着属于自己的梦。我觉得我的杂志就应该去挖掘这些，给她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年轻的农村妇女在看到杂志以后觉得她们不应该仅仅这样活着，她们也可以换一种活法，我们要给她们提供一些机会，这是我回来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中的编者语，我提出一个观点，我找到了生命的底色。另一个是我要办一本贴近农家女心窝的杂志，那还是1992年8月份的家乡之旅，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这本杂志不是要我来给她们办刊，而是要搭一个平台让农村妇女一起来办，所以我特别珍惜农村妇女给我提供的所有的信息，哪怕是在联络当中取得的只言片语的东西，我都会非常的重视，但是要做成一个民间组织，那时我还没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