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背景】
        1996年农家女出现，1993年就办起来了，到了1993年—1994年之际，我国开始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跟外面接触的机会。由于这次大会，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中国妇女的维权事业，他们就找人，那时候吴青老师就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项目官员，我这才有机会第一次跟外国人交流。她的听力特别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学中文，有了这么一次接触，让我接触了一些全新的理念。会谈之后，我对她说，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善人，他是为别人活着，因为别人活得好而自己也感到高兴的人；另一种是自私的人，他只为自己而活，不愿意为别人付出，不管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莫不如此。
        我们的理念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谓一见如故。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项目，就知道我想办这个贴近农家女心窝的杂志，我想象一年能卖十万本以上，但是一年之后实际才发行了不到两万册，所以维持起来就非常困难，原本我没有想到这个挑战这么严峻，想的很美好，却没法贯穿下去。于是我们找妇联来帮忙发行，妇联的工作方法不会细致到一份一份的发行，然后再一份一份的把钱收上来，我们基本上都是估算，估算有多少妇女接受我们的培训，剖去老的少的之后是多少，就这样估算出一个数，估算出来的是一亿三千多万的妇女参加了“双学双比”（“双学”就是学文化、学技术，“双比”就是比成绩、比贡献），当时的城乡部或发展部他们也认为我们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是全国发行最高的，所以他们帮我们发红头文件，参加“双学双比”的妇女十个人需要订一份杂志，这样算下来的话都到不了一百份，即使这样她们发行还不到一万份，其他一万份还是靠我在中国妇女报打下的基础取得的。
        第二年我国就开始举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了，报社只给我六万块钱的开刊经费，要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转，这六万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结果报社给我的六万块钱一年下来就所剩无几了，当时我一期杂志印五万份，一份八毛钱，一年我们发行一万份杂志能收到九万六千元。运作半年后，就出现了资金危机，怎么办？只能找出路，而福特项目官员跟我谈的项目的事，我觉得这是新的交流方式，她觉得我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她也是做农村项目的，做生殖健康。当时还没有生殖健康的栏目，我们叫妇女的寻医问药或者保健。然后她就跟我讲了美国60年代的情况，这段历史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这些都是全新的理念，我们开始在杂志上也引入了生殖健康项目。
        然后她又把云南生殖健康研究会的张开玲博士介绍给我，让她在我这个杂志上开设专栏，这样的话可以订购我们1万份杂志，大约九万六千元钱。我的钱三分之一还给了妇联，第一个项目她给我们的资助资金是2万美元，包括开辟专栏、订购杂志及到云南的项目点做调查等。二万美金大概是十二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报社给我们的资金的两倍，这样杂志就能生存下来了。实际上办报纸，三年就是一个坎，如果三年内坚持不下去的话，基本上就完了。
        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合作，我在宣传杂志的时候，一万册就可以寄给别人，原来只有六万块钱时，房租、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等都得从这里面支出，开始我们只有三个人，现在有了这些钱，杂志就能办下去了。到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国外的妇女运动是怎么开展的，国外的家庭妇女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环保人群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甚至同性恋人群也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的妇女运动发展得特别好。我们杂志社也逐渐收到来自流动人口和打工妹人群写来的稿子，有的是倾诉心事，有的则是因为权利遭受侵害，前来投诉请求帮忙解决问题。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给了我极大的震感，1996年我访问了非洲的塞内加尔，考察了他们的妇女组织，访问了墨西哥，参加了一个妇女传媒发展的会议，还去了美国、泰国等NGO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及地区，通过参加会议，我逐渐了解了一些实际的妇女组织的运作模式。当时有几个案子，一个是山西左权的一个女孩为逃避买卖婚姻所伴随的丈夫打骂而出来做家政，她一直隐瞒真实身份，别人告诉她有这么一个杂志，她就跑来找我们。她说，父母将她嫁给河北的一个小矿主，年龄比她大二十岁，那个男人前妻去世后留下几个孩子，男的花了五六千块钱把她娶来，那时她才二十岁，什么都不会，根本不会带孩子，年轻人有时难免爱穿着打扮，丈夫就打她，她无法忍受就跑出来了。了解情况后，我们开始帮她，到她老家去，她哥哥说如果离婚，家里根本还不起这个钱，我们又到河北那边，发现她的丈夫又跟一个离过婚的妇女好，并且双方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听说我们去，他开始藏了起来，经我们多方努力，他也愿意离婚，只是觉得自己有点亏，女方在这儿还没呆半年就跑了，他却花了那么多钱。我们尽力做调解工作，未走司法程序，我们给他买了一些孩子的衣服，老人需要的生活用品，然后让他回去好说好散，最后双方协议离婚。离婚之后，这女孩焕发了青春生命的活力，原来她总是哭哭啼啼，害怕丈夫追过来打她，让她没想到的是，前前后后我们花了不到五百块钱就帮她把事情解决了。
        杂志社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紧接着又做了一个有关七个打工妹的案子。这七个打工妹在顺义的一个小服装厂上班，身份证被厂方没收，因为没有订单，一天只发三个馒头，厂方又不想把她们放走，怕放走以后订单来了没人做。我们以媒体的身份介入此事，厂方害怕，就把这七个孩子给放出来了。有些人回家了，有些人还想留下来打工赚钱，编辑部就帮她们联系工作，可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不形成一个机制，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她们解决问题的。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个什么什么之家，于是突发灵感，为什么我们不创办一个打工妹之家呢？然后我就开始咨询民政部，民政部询问这是什么组织，我们就跟他们介绍，我们是一本杂志，主要做什么事，涉及哪些方面的问题，北京市民政局说我们从来没有弄过这个事，不过这是个好事，你们这个杂志，经常搞些读者俱乐部，也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只要不搞一些政治活动，那你们就开展工作吧，这样就批下来了。
        【创建历程】
        1996年4月7日，“打工妹之家”正式成立。我找了个退休的人帮我找了11个家政公司，当时没有赞助经费，杂志第二年发行了5万多份，第三年就变成8万多份了，杂志正常运转起来了。有了实力后，我们把办公房子换了个大一些的，打工妹之家就在那儿成立起来了，我随即动笔给打工妹写信，一个是医院的服务员，一个是家政服务人员，告诉她们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没有歧视，在这里她们可以尽情地倾诉，“打工妹之家”是她们心灵的港湾；同时我也给雇主也写了一封信说，打工妹们都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如果她们精神舒缓会把工作做得更好，希望雇主们支持她们过来。信写完后，11个家政公司给她们送去了，因为家政公司有她们的地址，然后她们再帮忙投递，每投递一份我们给她们一定的补助。之后就有人打电话开始报名，有个雇主还专门开车带着他家的家政工来报名，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4月7日，我们租了协和医院的一个礼堂进行“打工妹之家”的成立大会仪式，当时有128名家政工签到，现在能够找到的就是三八服务公司的经理，她出席了那个大会，并讲了话，一直到现在她跟我们都是合作关系，其他的公司也都积极配合参与。当时至少有二十多家媒体以“打工妹在京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为主题进行报道，一下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因为“打工妹之家”没法注册，而杂志是正式注册的单位，因此杂志一直是打工妹之家的坚强后盾，打工妹之家在由最初的一个退休人员和一个打工妹一块负责具体工作，逐步发展了起来。
        当时的一个情况是，这些外地打工妹在北京出了问题，北京本地的都不可能直接找到妇联，即使找到，问是哪儿的，安徽的、山东的，那管不着。然后找全国妇联，在全国妇联那儿，这些上访的案子也不算什么大案子，她们就把上访人介绍到我们这儿，没有打工妹之家的时候，我们杂志社就在信访局旁边，我天天看到这些信访的人，她们也经常跑到我这儿来。我在想国外的妇女都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聚在一块，成立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目标和使命，然后就慢慢做起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也可以让大家聚在一块共同面对难题，加上单身俱乐部的实战经验，刚开始由退休人员来管理这个打工妹之家，后来就从打工妹里面挖掘出一些热心的优秀的人来自主管理，这样也保证了时间上不会冲突。到最后打工妹之家有了一些项目，刚开始的几年，只有一万美金来支持这件事，员工费、场租费等经费紧缺，我们为省场租费，多远的地都跑过，这儿租一下，那儿租一下。2001年之前，从1993年算起，前八年一直由福特基金会支持，在福特基金会大的流动人口的13个项目里面，我们是最小的一个，一年资助一万美金，但是他把我们纳入到了流动人口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就可以参加很多的会议和论坛，他们一个月差不多有一次活动。通过参加活动，我们将这种宏观的思路运用到对打工妹之家的微观工作层面的管理，我们关注非正规就业领域的女性，这就是当时我们的状况。
        【发展之路】
        2001年后，福特基金会对流动人口项目的关注结束，他们不再做这方面的调研工作，这时候香港乐施会加入进来了，直到现在打工妹之家也主要由香港乐施会支持。我们从家政工开始扩大，成立专门的维权小组，成立救济基金，成立专门的家政工网络，现在又有了打工子弟的课外教育的项目，再加上现在想把家政工这个领域的最大的权益侵害问题纳入其中（家政公司到底应该收多少费用？他们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以便更好地保障家政工的合法权益。现在一个家政工挣五六千，家政公司至少抽成一千或以上，明明知道他们在侵权剥削，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服务社的形式来成立家政工组织，自己掌握自己的利益，由被别人选择变成自我推荐。我们现在就在走这一步，我觉得可以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开始试点，成功以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模式。
        接触的家政工中，有些是非常优秀的，我们通过培训让她们接受这种理念，自己去运作。我们的账目都是透明的，应收多少费用都清清楚楚，办公人员的费用和办公经费的花销，雇主应该收多少，一天下来，如果盈利，家政公司所有的人都可以分红，就是说这个公司是她们自己的，我们会制定一些规则来指导她们具体运作，这样也可以提升她们的职业荣誉感，让她们把家政服务作为一份职业来做。打工妹之家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她们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我们公司的小方她就是从家政工走过来的，做过将近十年的家政工，所以她最能体会家政工自己的权益，我们现在正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到了1998年，我们接触的都是她们很被动的一些案子，出了事情找你倾诉，很多人都没有培训上岗，进了城以后，对城市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又创办了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
        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从1998年开始提出来，到现在我们已经培训了一万多人，包括家政工、月嫂以及一些从事其他服务工作的人员。在农村我们还关注一些最死角的妇女问题，如预防妇女自杀的问题、妇女扫盲的问题、妇女的参政问题等，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三大板块：一个是打工妹之家，一个是培训学校，还有一个是妇联没有关注到的农村最死角的妇女问题，所有这些光靠一家杂志社是负担不起来的，因此我们在2001年成立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然后由中心来进行管理。
        这些东西不是事先想好的，我们是一边做，一边总结，一边推进。农村妇女遇到的问题绝对不是一本杂志能解决的，我们开始做项目，成为了一家NGO机构，并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我们从思路理念上，到具体运作上，再到与国际相关机构的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的问题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打工妹之家的这种运作方式实际上也是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过去跟国际很难接轨，跟别人讲妇女运动“双学双比”，人家听不懂，“双学双比”是妇联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很虚的东西，一亿三千多万的妇女数量也是估算出来的，一本杂志八毛钱要收回八毛钱，这种工作妇联是没有办法做的，现在我们的杂志也主要是靠妇联发行，但不是省妇联，而是基层的县妇联，县妇联认为通过杂志提升了农村妇女整体的素质。与此同时，我们的项目也向这些县倾斜，让她们进一步了解我们，这样的活动，也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感触最深的事情】
        其实，在“打工妹之家”里，令人感动的事情有很多，就我而言，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历程的一笔宝贵财富，期间有感动，有哀伤，也有警醒。
        一个是小王丽（化名）的故事，她是山西人，一家五口，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哥哥，7岁丧母，她只上了三年学，爸爸也不识字。从十四五岁开始到别人家帮忙，后来跟随雇主一起搬到了北京。对这个雇主，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心理不正常来形容，一遇夫妻关系紧张就拿王丽来撒气。雇主家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王丽的工作是照看这个孩子，常因一些小细节（如水太热了，水太凉了等）遭到雇主的殴打，甚至有时用利物扎她，弄得浑身伤痕。小王丽在那儿一年的时间，被打的不让跟外界接触，后来一次被打晕过去了，造成轻微脑震荡，等伤情有所好转，小王丽想到了逃离，出来打电话给家住山西太原的一个姑姑。她姑姑就给山西驻京办事处打了电话，办事处就去解救她。解救出来后，报纸上登了这个事，打工妹之家介入后，指派律师帮她打官司，为她争取了四千元钱（主要是医疗费和拖欠的工资）。那时候，她每月100多元的工资，雇主一直没有兑现，后来我们去找这家人，已经搬走了，说是出国了，没法找到他们。
        虽然没有兑现，但是在其前前后后将近一年的官司里，王丽成长了很多。原来她以为挨雇主打是因为自己工作没做好，话没说好，犯了错误，雇主在教育自己，父亲也告诫自己，哪有不挨打的孩子呀，因此她一直认为自己挨打是正常的现象，经历此事之后，她才明白任何人都有权利，有应被人尊重的基本人权，在电视节目“实话实说”中，她勇敢地站了出来说出了自己做家政一年的内心感受，同时她还告诫那些做家政工的姐妹们，应该怎么做。病好后，她又选择了一份家政工作，并参加了课程学习，她是参加我们“打工妹之家”活动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她总结了做好家政工的八条经验并用笔写了下来，我觉得特别好。我带她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我们请了某扶贫学校来参会，会上，扶贫学校看中了她，把她从我这儿挖走到他们那儿去当老师，当了老师之后，她又在扶贫女子学校办了一个打工妹之家，叫家政工驿站。后来王丽几次想再回到打工妹之家来，但是她的角色已经有人在做了，她的工资比我们普通雇员还低，在我们的争取之下，学校给她涨了工资。到现在她还在扶贫学校，但是她跟我说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她都是打工妹之家的一粒种子。
        我们帮她打赢官司，让她参加我们活动的时候，她抱着我，跟我说：“我能叫您一声妈妈吗？”那时候她才17岁，当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刷刷地往下流，那张照片，现在在我们那儿还找得着，每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那场面真的让人终生都无法忘怀。
        还有一个是当时我们打工妹之家的黄老师，她家里遭受水灾房子被淹了，没有钱，她爸爸一个人在老家，听说后我给了她一千块钱，让她应对难关。后来她父亲患癌症到北京来看病，她就在打工妹之家过年，前年在我家过年的时候，她把她爸爸也带来了，她还有一个哥哥叫王强，也是我们打工妹之家的一个会员，王强在打工妹之家找了一个广西女孩，现在他俩应该结婚了，她哥哥现在在学按摩，她们俩开店，共同经营生活，这也是对我触动比较深的一件事。
        我觉得，生活中最能感动你的不见得就是那些轰动一大片的大事，也可能是你身边发生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串联而成的。我们现在推进妇女解放，发展妇女运动，在我脑子里根本不是一些口号的概念，就是一些故事，是一个又一个真实小故事，王丽现在也二十七八了，应该也谈婚论嫁了，眼光还挺高，我想与“打工妹之家”结下的一切情缘应该会一辈子都留在她的脑子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