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妇女问题
我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应该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最初我是从关注青春期少女问题开始的，这源于一本叫《少女必读》的书稿。
文革动乱的十年使我强烈感受到做女人的苦涩。我爱人在文革初期被当做叛徒看管起来，我也就成了叛徒家属，被抄家、被审问、被歧视，一双双充满轻蔑、仇恨的目光，像一支支利箭刺伤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传统观念对女性的不公。
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组织一本叫《少女必读》的书稿，这位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工作的我的老朋友楼静波，楼静波就邀我一起合作写这部书稿。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搜集了很多关于青春期少女的资料，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她们自杀、犯罪的反面材料，翻阅着这些材料，青春时代的记忆又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带着这些回忆，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比照物，倾注了满腔的真情写这本《少女必读》。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真正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1985 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要创办一个刊物《婚姻与家庭》，我应邀参与了创刊的工作，并担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在此期间我亲手编发了许多女性为了婚姻自由(包括结婚、离婚的自由)而苦苦挣扎的稿件，接待了许多因婚姻问题而来访的女性。我的关注领域也从青春期少女转到了对妇女命运的关注。
谈到红枫创建的历史背景，我想那跟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已逐步深化了，在原来的政治体制下，妇女的地位应该是比较高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大锅饭”打破了，铁饭碗也没了。
● 经济体制改革
1988年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女性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从共和国建立之时获得层层保护和与男性平等待遇的女性，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出现了许多处于劣势的妇女群体。当时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妇女界的大事，一是经济方面的改革，二是政治方面的改革。
第一件事就是国家搞优化劳动组合，所谓优化劳动组合，就是实行经济制度转轨中厂矿企业改革用工制度，剥离剩余人员。因为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一转换需要安置大量人员，有时候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工厂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要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就需要剥离一部分人员。这一年，国务院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在试点中，就发现首当其冲被“优化”回家的基本都是女工。为此，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热点，在刊物上开展了一个长达一年之久的题为【1988：妇女的出路】的大讨论，其间，它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妇女的出路是不是只有回家？一些被优化下来的女工也在这个讨论中谈了自己的苦恼：失去工作之后，有的受到婆婆的歧视，挨丈夫的打骂，有的甚至想跳河自杀。而社会上「妇女回家」的老调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有人估计，全国将剥离3,000万职工，其中60％- 70％会是妇女。
很多女工都觉得只有参加公共社会劳动才算是妇女解放，可现在她们当中一大批人被“请”回了家，她们心里都没法平衡，她们不解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妇女地位提高了，而自己却失业了，当时叫下岗了。
● 政治体制改革
此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步入深化期，当时发生在妇女界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级党政机关从政的女性数量出现大幅度滑坡的局面。
事件的导火索是：1988年正是换届选举的时候，我国的选举制度从过去的等额选举制发展到实行差额选举制，这一差额的结果就将妇女全给[差]下去了，当时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四套领导班子里一个妇女都没有。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县，还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连选妇联主席都是个男的。为此，《中国妇女报》在第一版开辟专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些男权中心的卫道土甚至在讨论中发表了很多谬论，诸如攻击妇女从政是「牝鸡司晨」等等，重弹「女人是祸水」的老调。我深深地感到，女性如果自己不出来呼吁、呐喊，解放后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利可能会得而复失。同时，在妇女参政的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要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努力。
1988年初，我离休了，经过一番考虑和选择，我决定把自己离休后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办一个民间妇女研究所，研究新时期的妇女问题，老伴也很支持。
之所以要创办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也是因为当时在全国没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全国妇联只有个婚姻家庭研究会，他们只研究婚姻问题，好像妇女所有的问题就只有婚姻家庭问题。而这些妇女就感觉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了，这种状况其实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也出现过，前苏联解体成很多个独联体国家之后，很多妇女都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了。
因此，在国家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妇女，当时尚无人研究这个问题，那年我正好从岗位上退下来，我就觉得自己有这个愿望，也有一定的能力，我能不能办一个妇女研究所来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红枫最早的名称叫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我们开始的第一个课题就叫妇女就业，第二个课题叫做妇女参政。
● 单身俱乐部——电视台婚介会触动的灵感
单身俱乐部是妇女研究所举办的一个非盈利的俱乐部，我们收三块钱的门票，这些钱全部用在他们身上，不赚钱，也不搞婚介，里面组织了很多小组，如旅游小组、写作小组、摄影小组、唱歌小组等，这些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寻找自己应归属的小组组织活动。
当时的红枫已经挺有名气了，在北京电视台有个叫杨光的女孩主持一档婚姻类节目，介绍解决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的问题，她把我作为专家请过去做咨询，我就发现一些年轻的女孩把自己的材料都公布在墙上，每个人自己挂一个牌，把个人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愿望、兴趣爱好等公开，相当于征婚。杨光就在会上喊，A号呼B号，C号呼D号……A、C号来到跟前一看，B、D号是个中年女性，掉头就走。而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和一些中年的男性副教授身边却围绕着一大群人，很受追捧，这些大龄知识女性觉得很受伤害，很多人都表示以后这种活动再不会来了。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想能不能办一个周末俱乐部，让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在一起有一个相遇、相识、相知、相恋的场所。这种想法就是因为看到北京电视台下面办的这种婚介会而突然产生的，那简直太伤人了，举办这个周末俱乐部也是出于对他们人格尊严的一种维护。
这个俱乐部一直办了七八年，大约持续到1998年，后来我发现问题很多。有些条件好一点的男性结识一个女性之后，却老是在想明天可能会来一个条件更好的。在那里，每周我都组织一些沙龙和讲座活动，但是他们都坐不下来听，他们的心太浮了，老是想着出去跳舞，看看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所以后来我就停掉了这个俱乐部。
● 制约红枫发展的因素
我觉得有这么两点：
第一，红枫的纯草根性。
像红枫这样一些纯民间的组织，后面没有政府背景，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谢丽华她就不一样，她是中国妇女报的副总编，农家女杂志是国家批准的刊物，她可以借助全国妇联的系统开展工作，因此，农家女既具有政府的许多优势，也具有民间的优势，这两套东西他们可以合着做。
我觉得这块牌子很重要，而红枫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的我创建的一个纯粹的民间妇女组织，它的纯草根特点使得它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就显得很困难。比如资金方面，像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基金会就不愿支持我们，他们就愿意给全国妇联，一个项目就一百万，但是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他们似乎非常愿意与政府合作。这是最大的差距。
第二，红枫的服务领域。
我们主张搞专业化，我们专做心理咨询，这很难得到政府以及基金会的认同，中国人不认心理咨询。人的生存权首先是吃饭，所以扶贫是各个资金会最愿意资助的，此外扫盲、艾滋、法律和环保也是他们关注的领域，但是对于心理咨询很多基金会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认为这个太奢侈了。真的如此吗？中国的自杀率这么高，每年还在呈现上升的趋势，为什么？因为人的内心不和谐，男女的不平等，生活在现在这个比较讲究物质享受的时代，人们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素质非常脆弱，遇到一点小挫折心底防线一下就垮掉了，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可是很多人就认为这些不重要，所以我们很多项目申请不到经费，没有经费机构就很难运行。
第三，红枫的注册问题。
到现在我们还是工商注册，一直想申请民政注册都未获批，所以我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这个注册问题。我们当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扭转我们的财政状况，二就是解决注册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是令人头痛的事情。
第四，人才的匮乏。
因为经费申请的困难，我们的工作人员待遇都比较低，要吸引人才加盟，当然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能不能留住这些人才，我只能靠让他们成长，但是如果没有多少项目可做，他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他必须在工作中锻炼才能不断成长。
● 红枫未来的定位——继续传承，推广模型
红枫经历21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需要有人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把红枫很多成型的模型能推广下去，这些模型下面我会做一个简单介绍，我觉得这很重要，也是我的期待，是我对红枫未来发展的定位。
现在红枫正在改选，会有新的理事长产生，我的年纪大了，就不再继续担任了。我相信，新的理事长会把红枫带到新的阶段，我算是做了一个铺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