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对妇女组织的某些外部责备是不应该的
        我们关心的事情，不一定能得到公众舆论的承认，而一些事情发生又是不可预测的，这让我们处于一种需要去追赶的状态。而这些事件的情节变化可能又是非常迅速的，信息也可能非常不完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感觉，一是很被动，二是可能赶不上。因为中国的妇女组织并没有很多，我们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我们可能既不容易有充分的准备，也不容易有迅速的行动力。
        但是，作为妇女组织中的一员，我反感对妇女组织的某些外部责备，我绝非想抵制批评，而是这种批评本身就是性别对立的。比如：男性都关心这事了，你们妇女组织为什么不关心。这种表述方式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位同人曾经就这种表述方式做过回应，他说男性对这些事件的关心很让人敬重，很值得学习，但不是恩赐，更不是道德优越的标签。
        ● 妇女组织必须重视传播方面的经营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行动了，我们发声了，但没有被看到，对邓玉娇的事件发生后，几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妇女组织开展了相应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并没有被公众所了解。所以，传播是一个问题。当然，妇女组织也必须重视传播方面的经营，但我更想提醒大众媒体根深蒂固的保守性，那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既有的男性精英话语制度，即使是妇女权利话题，他们也不认为应该发表来自妇女群体的观点，发表意见的可能还是那么一帮人，这些人什么话题都懂，什么话题都能谈。而妇女组织，社会性别的专家，连对妇女暴力事件都没有充分的发言权，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在北京，媒体在报道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时，采访了多少女性专家，那是屈指可数的。
        ● 妇女人权倡导的外部环境需要改善
        所以，尽管有这么多的对妇女暴力事件被公开化，成为公共议题，但是，普遍而言，妇女人权倡导的外部环境，我觉得还是相当不友好，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恶劣的。某些个案问题的“解决”仍无法让人对此乐观，显性的、隐性的制度，历史性的和当下的很多问题，给我们制造了太多的障碍，我们的路径选择往往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我们要警惕性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语言是非常能够调动舆论的，也许一时能够带来很多的关注，但对妇女人权来说是潜藏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的。
        我们既不能从观念上责备妇女，也要避免为了唤起同情，而强化妇女弱者的地位。对妇女抗争性的认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她没有来得及抗争，她的受害经历也是她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些经历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在在不断的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觉悟。